西医的来意与中医的遭遇

紫雪斋按：思想中医过去近两百年的遭遇，颇似很多国人个体的命运，奔突冲撞，载沉载浮，扬眉吐气的日子并不多，即使貌似有了，也是看起来挺直了腰，心里还是虚的，还是痛的，还是满腹狐疑的……本篇特别整合了两位外行关于中西医的文字，细读来觉得作者个人情绪都控制的较好，少有行内人“三句话不离本行”的冲动，虽然，依然难以摆脱亲情影响、难以摆脱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试问，世间有绝对的，所谓理性的个体存在么？所以，还是敢爱敢恨，直言不讳的好——

中医，一个跨越世纪的争论

詹文格

一

我相信在世界医学史上，没有哪一门医学像中医这样起伏沉浮，饱受争议。从年美国传医院，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允许传教医师合法进入华北、华中、华南各大中城市。一个多世纪过去，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本来说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可时至今日，中医的辩论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游戏，仍然没有统一定论，正反两派，相互对垒，口水大战从未止歇。

近百年来，西医在国内发展迅猛，早已成为我国的主流医学，在医疗份额上占有绝对优势。随着新成果新技术的应用，西医像一个升级版的神话，可以换肝、换肺、换心、换肾。比较之下，中医技术似乎相差悬殊，一个火箭升天，一个老牛破车，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中医，整体萎缩，在科学卫士的质疑声中，无法显示充分的自信，在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上缺少应有的话语权。

质疑者认为中医中药缺乏科学，在药性、成分、含量、毒副作用方面模棱两可，语焉不详。虽然中医界一直在努力寻找，积极回应，但是中医药的传统理论总是难以让人信服。

年10月5日，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这三位专家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的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她曾谈到青蒿素的发现是受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该书有几句记载青蒿的话，让困惑中的屠呦呦眼前一亮：“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葛洪留下这十五个汉字，像芝麻开门的咒语，使迷茫中的屠呦呦看到了神的指引。按理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中医药来说应该是一个提振信心，证明自我的机会。可是质疑者抢先发声：中医不要自我迷醉，屠呦呦获奖与中医药没有任何关系！本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重大意义是倡导从天然药物里提取药物，以此转变整个医学的发展模式。双氢青蒿素获奖的原因正是对天然药物的提取方式给予肯定，这个奖并非是颁给中医中药的，而是颁给屠呦呦团队研究青蒿素在抗击疟疾方面的显著疗效，每年能救活二十万人的生命。青蒿素的提取采用了西药的思维，利用化学药物制剂的方法，根本不是传统中药的炮制范畴。

在世界医学的最高领奖台上，中医真的永远缺席吗？从屠呦呦的研究过程来看，《肘后备急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和研究基础。葛洪记录的“绞汁”不同于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屠呦呦由此领悟到“水煎”之法可能会因为高温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抑制率高达百分之百。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结果，抗击疟疾的世界性医疗难题，被中国科学家攻克。

毫无疑问，青蒿素是站在古人肩膀上获取的成果。稍微推理一下，就可得出一个结论，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学家葛洪，早在东晋时期对青蒿的利用就已接近成果边缘。那是一次擦肩而过的遗憾，可是中医的质疑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切入点，穷追猛打。认为屠呦呦翻遍中医古籍，从数千种中草药方剂里才发现这么一个有效的方子，这种大海捞针式的筛选，是不是反过来证明古籍里的绝大多数中药都是“不靠谱”的？即使古人发现了青蒿，用水煎的方法仍然治不了疟疾，说到底还是中医“无能”。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中医中药？该如何审视中医几千年来走过的漫漫长路？也许中医药注定是一条坎坷之路，在大浪淘沙、一泻千里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是一个幸存者。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比肩而立的四大古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和古希腊医学，都在历史的刀光剑影中轰然倒下，只有从野草里生长的中医学，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雷电，穿越了改朝换代的枪林弹雨，依然顽强地存在，延续至今。历经磨难的古老中医已经修炼得心态平和，不温不火，犹如一个仙风道骨的长者，以不变的姿态，应对着万变的时代，这是世界传统医学的奇迹。

二

中医作为东方数千年来的主流医学，不但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完整的医疗体系，更有着辉煌的过往和医学成就。然而，中医在近百年间却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磨难。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在关于中国医学发展的问题上，曾几次掀起“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惊涛巨浪，差一点就给中医带来灭顶之灾。

中医遭受诋毁，不是一两天的事。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思想传入中国，面对“东亚病夫”的帽子，面对瘟疫、天花、疟疾、痨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对初生婴儿和孕妇极高的死亡率，中医却束手无策。于是一些社会名流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医，认为中医是民间巫术，不讲科学。

其实原始宗教与中医是一个复合体，神农尝百草的医药神话，是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与中医学关系的典型体现。在夏商时代巫医同源，到春秋战国时期，医与巫的关系才出现分化。中医与哲学、巫术之间有紧密联系，有人认为巫医乃中医起源，是中医的始祖。巫分男女，女巫称巫，男巫称巫或觋。据《周礼·春官》记载，巫祝之多，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神巫”等。巫师分工明确，其中祝的“神职官位”比巫高。凡王、后、贵人等之丧礼祭祀、国家之祈福安灾、自然灾害、外交战争及王、后、贵人之草药沐浴、身体康健者等，皆由巫祝掌管。

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可从殷墟卜辞中所见，从形式上看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还得借用药物，或采用技术性治疗。正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所说：“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们和女巫们传授下来。”

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有载：“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

明朝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有这样的描述：“巫医，以巫而替医，故曰巫医也。《论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孔子叹人不可以无恒，而善其言之有理。朱子注云：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岐而二之，似未当也。夫医之为道，始于神农，阐于黄帝，按某病用某药，着有《内经》《素问》，所谓圣人坟典之书，以援民命，安可与巫觋之流同日而语耶？但学医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异。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者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是则巫觋之徒，不知医药之理者也。”

巫与医的关系是一种发展源流，延续了几千年的医术，为何到了清末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这个问题应该从西医的影响说起。站在科学的旗帜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是引进了西式教育，二是出现了西式医疗，如果要追溯两者的源头，无疑都指向了来华传教士。

伯驾（PtrParkr，～）

中华医史研究先驱，著名医史学家、《中国医学史》作者王吉民曾撰写《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从文中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西医与经济政治的瓜葛。

年（道光七年）郭雷枢来到中国，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传教与医疗结合，让一个抽象难懂的事情变得具体起来，这种教医结合可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效果比单纯传教要好得多。于是郭雷枢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使西医很快进入中国，而且规模不断扩张。

年《中国丛报》发表了郭雷枢《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的文章，首次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不久郭雷枢又有一个新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更有帮助，同时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年2月，由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了“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此后，来华的传教医生不断增多。

年，彼得·伯驾以牧师兼医生的身医院，很快成医院。上至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两广大小官员，大都亲临伯驾门下求诊。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请西医治病，而且为感谢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愈他妻子的重病，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办“医院”。一时间西医声誉鹊起，信者成众。

当时在“新政”浪潮的影响下，太医院的医疗与教育均出现了新的趋势，连光绪皇帝也多次请西方使馆医生治病，或由中医兼通西医的医生会诊、治疗。太医院开始增加西医的培养，创设了卫生科、卫生处、卫生司，医院等。

随着西医传入，中国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并且逐渐掌管了卫生行政大权。这是一次医疗洗脑，社会舆论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被扣上保守、落后、不科学，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帽子。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宗派、思想宗派斗争激烈。民国初期，这一趋势明显加快，日本明治维新废止中医的政策，也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被照搬中国。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恐怕当推清末学者俞樾。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曾国藩的好友，晚清著名学者。起因是感情深厚的吴夫人突然病逝。令他不解的是，夫人从西湖举棹返苏，路感风寒，本非不治之症，为何仅仅过了一月竟溘然长逝？他批阅史书医经，好像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所请医生竟然都不知三部九候诊脉法，不明病因，不知病位，盲目用药，自然有此结果。随后，两个儿子相继病倒，一个死去，一个瘫痪。疾病的伤痛，让他感到中医的无能，悲痛的俞樾拿起笔，对中医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他从中医古籍中寻找矛盾之处，加以系统批判，并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废除中医的呼声逐渐扩大，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之说的思潮。

不过与后来的中西医之争不同，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当时国内的医疗都属私有制，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所信任的医疗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要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之臣，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清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自由。为此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郎中开业接诊。

到了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改变旧传统、旧文化的队伍逐渐壮大。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此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设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壬子癸午学制》（2～3），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当时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2年11月和3年1月)，把“中医药”剔除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没有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4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取缔中医教育。接着，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大燮的主张遥相呼应。

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入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为此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显得态度平淡，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由于中医没有官方化，还属于民间事物，因此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

到了年，“国联”（联合国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甫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画符水的中医太夫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当时有人夸张地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颁发行医执照，那么中国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将成为医生。

年2月下旬，南京黄埔路1号“卫生部”大楼内，迎来中央常委委员褚民谊、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哈尔滨东北防疫处处长伍连德、南京铁道部医政处处长胡宣明、中国医药联合会上海分会主席余云岫、南京军事医学院院长杨懋、上海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陈方之、上海市卫生局长胡鸿基、北平市卫生局长黄子芳、天津市卫生局长全绍青、南京市卫生局长胡定安、广州市卫生局长何炽昌等十七位意气风发的代表。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前来参加全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涉及了“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太夫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太夫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太夫行医。

由于受聘的委员全都是西医出身。在当时，所谓“卫生”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会议上，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决议案。这是一个信号，“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从北洋政府开始定下了基调。

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共讨论议案四十九件，其中有四项涉及中医，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人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归国后提倡“医学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废除“旧医”全面推行西医。此次出席会议，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历数中医“不科学”，还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

余云岫上呈给上海市卫生局的抵制中医信函原稿。

余云岫提出的所谓断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领执照后方许执业；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旧医年满五十岁以上，国内营业二十年以上者，可免受补充教育，发给特种营业执照，期限十五年，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年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四项提案。按余云岫的说法，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全票通过，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是否过短？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之规定？然而这两个疑问先后被委员中身份显赫的褚民谊和提案者余云岫坚决驳回。

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被通过，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没有应否施行的辩论。在满座西医看来，那根本是无须辩论的事情。当本次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委员们各归本省，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

然而委员们没有想到，这个决议会招来一场抗争风暴。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用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更是高调出刊，推出“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详载其提案内容，该提案被新闻界称之为“废止中医案”，引起社会各界震惊。如果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得到实施，中国医疗保健数千年积累的优秀遗产，就会毁于一旦，甚至是彻底消亡。

年赴京请愿团。后排左起：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前排左起：陈存仁、谢利恒。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医中药界、海内外华人团体无不为之震惊，各地中医药行业、报馆、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有来自十五个行省、一百三十二个团体的两百六十二名代表出席。大会提出响亮的口号：“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遍于中医诊所与药店醒目处。会场内悬挂巨大条幅：提倡中医以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止经济侵略！

为期三天的大会，上交提案一百九十三件，发表了大会宣言，组织成立永久性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推选谢利恒等五人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等七项要求。同时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

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当时全国中医界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名老中医，他们能力极强，影响力极高，在南京请愿时，申诉不能废除中医，请愿团说，取缔中医，就是致国民于死命，因为当时中国西医为数极少，普通老百姓有病去看西医的几乎没有。当时老百姓的卫生保健状况令人堪忧，如果再失去中医治疗，老百姓将陷入绝境。谁都知道西药昂贵，而中医中药恰恰可以就地取材，经济简便。

针锋相对之时，余云岫与“中央卫生委员会”一些人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与请愿团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为了寻求有力支持，请愿团在南京不仅得到了陈立夫、于右任、焦易堂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他们还找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科在立法院当院长，汪精卫在行政院当院长，由于行政院确定了废止中医的议案，而孙科便在立法院起草《中医条例》，允许中医生存。汪精卫威胁孙科说，立法院不取消《中医条例》，我就辞职，不当行政院院长了！然而孙科也毫不示弱，反击道：你那个取消中医议案不撤回，我也不当立法院院长了！两人为此吵了起来，相互间形成一种对峙。

在保留的民国立法院档案中，至今还存有汪精卫致孙科的亲笔信函，从该函中完全可以看出汪精卫主张废止中医的政策。

哲生先生惠鉴：

兹有中华医学会代表牛惠生、颜福庆两位先生前来访谒，对于所谓《国医条例》欲陈述意见，弟惫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已再三痛切言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之祷，兹因牛、颜两先生来谒之便，顺贡数言，敬祈察酌。

此上，敬请，暑安!

弟汪兆铭顿首

八、五

有了孙科等人的支持，请愿团看到了抗争的希望，于是一些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名中医主动站了出来。比如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他公开提出：你们说中医不科学，我们以什么来看科学？以病人的治疗效果来看科学。他说你找十二个病人出来，你们西医先挑六个，剩下六个给我。我们同时来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

汪精卫一听中医要和西医打擂台，认为这是推倒中医的绝好机会，很快找来十二个病人，中医治六个，西医治六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分给孔伯华老先生治疗的病人是高烧，哮喘，呼吸道的一些急症。这六个病人是西医挑完的，那些病都不好治，他们这是有意难为老人家，要让他下不台。没想到孔先生几副药下去，六个病人效如桴鼓，全部治愈。而西医那边还没见任何动静，中医这边病人就已经康复如初，一身轻松地出院了。

孔伯华先生这一招让中医扬眉吐气，整个中医界一片欢呼。

孔伯华曾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

真乃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细菌性痢疾，一天大便无数次，赤白痢下，里急后重，把肠黏膜都拉出来了，可还是觉得老拉不完。老太太痛不欲生，寻遍西医，就是治不了。

众医束手，没有办法，此时，名医施今墨主动应诊。不动声色地说：让我来看看吧！施今墨为人一向谦和，很少把话说满，但这一次他却相当自信，执意要显一显真本事。他把完脉，开了十副药，转身就走。汪精卫岳母着急了，赶忙问：老先生我吃完这十副药咋办？施今墨扭过头来，不急不缓地说：两副药止住拉肚子,五副药让你饮食正常，十副药全好了。话音刚落，人已走远。

十天后老人康复如初，一个西医束手的病给中医治好了。从此以后，汪精卫对中医不再说三道四。

施今墨（.3.28～.8.22）

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冲破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经过中医药界代表两百一十七人，社会各界代表三百多人，推选出名誉理事四十三人，理事九十八人，并于成立当天以国府号令公布。中央国医馆理事会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是中医药界保存中医药，发展中药的一次可喜的成果。

可惜因时局变化，国医馆无法实现振兴国医的预期目标。中央国医馆与地方分馆、支馆，在教、卫两部不断改变脸谱的应付下，加之只是一个半行政、半学术性组织，经费捉襟见肘，而内部也有诸多分歧等原因，作用越来越局限。

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医史泰斗李经纬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医史》一书中描述的情况：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确实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几次废止中医的大规模争论和冲突，在表面上看，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其实是明胜暗败，中医在野，无职无权，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只是在精神上得到些许满足。

三

闻一多先生曾说过：“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民国时期，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首当其冲，逃脱不了被鞭笞、被批判的命运。

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说：“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畸形文化，其中纵有某些人文主义因素，也由于既无民主观念作统率，又无科学精神作基础，而常常陷入自己的反面。”在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的《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表明了他反对中医的态度：“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民国时期是高层知识分子反中医最为集中的时期，由于那批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留学背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他们的影响下，西方医学以科学名义占据了主流。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rbalist”，意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

在新思想浪潮的冲击下，是个人物坐在一起就得骂几句中医，这甚至成了一种时尚。在这些骂族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如此崇高的形象，既令人景仰，也往往被人们从各方面加以利用。如鲁迅对中医药曾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言在当时的语境下并不特别刺耳，亦未引起轰动性的社会效应。不料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却被一些人得意洋洋嫁接过去，成为反对中医药的“重磅炸弹”，并使一些中医药工作者深感难堪，不能理解。人们不禁要问，鲁迅为什么要反对中医药呢?有人强调鲁迅之所以反对中医药，是从他个人感受出发。此说有根据，也合情理。从鲁迅《父亲的病》一文可知，其父患了水肿病，浑身浮肿，卧床不起，咳嗽喘息。当时城里的所谓“名医”其实并无治疗此病的高招，但却装腔作势，开出稀奇古怪的药方，仅是“药引子”就令病家百般难求，诸如“经霜三年的甘蔗”“冬天的芦根”“‘原配’的蟋蟀一对”“结红子的平地木十株”等等。隔日一诊，每诊诊金大洋一元四角，一年二百五十多块大洋，加上药资，这在当时“已是巨款”了。经过两年的折腾，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趋加重，最后不治而亡，年仅三十七岁。此即前人所谓“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了。而“名医”们却诡称“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等等，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给少年鲁迅的心里留下怨恨的种子。直到二十九年后即年，他在《从胡须说到牙齿》这篇杂文中仍心有余悸地说：“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次年，他又在《马上日记》中写道:“中医，虽然有人说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的。”

鲁迅这一论断的形成，还当另有原因。有人认为，这是他到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以后形成的认识。当时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并迅速崛起，变成资本主义强国。这对鲁迅的刺激和影响很大。从其写于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知，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所学的内容，与中医相比，大异其趣。“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骨学、血管学、神经学、细菌学等等。由此反观中医，很容易得出不科学的结论。在《忽然想到》一文中，鲁迅写道:“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凡是有肌肉的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作天下奇事之一。”

鲁迅对中医的怀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可是后来鲁迅与中医是否再无交集？历史总是难见真相，迷雾重重的。很多人都相信，鲁迅只是骂庸医，不是骂中医，因为庸医害人随处可见。“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这是全国政协委员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接受《中国中医药报》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认为鲁迅不反对中医的依据是，在他遗留的文稿中，有他按照《本草纲目》抄下来的方子，请人家服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过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讲到，他母亲身体不好，有妇科病，请西医看，鲁迅有很多西医朋友，可是许广平的病一直治不好。这时就有人推荐许广平吃一种药，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乌鸡白凤丸，吃了乌鸡白凤丸，她的病很快就好了。好了之后，鲁迅又将这药推荐给了女作家萧红，萧红的病也治好了。

周海婴说：我父亲反对庸医不反对中医，是有史可查的。证明鲁迅并不反对中医，是他收藏了各种版本的中医书籍，包括中药、中医、针灸、推拿等，这些中医书籍不只是摆设，而且会经常翻阅。翻看鲁迅的《南腔北调集》就知道，他在《经验》一文写道：“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拉伯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又说:“古人所传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尔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到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

说过鲁迅之后，还有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医院，经检查诊断为右肾肿瘤，当主刀医生将右肾切除后，经解剖并无肿瘤病变，而血尿症状也未见好转。出现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不仅没有追究院方责任，甚至其家人还一直讳莫如深，直至很久后真相才披露出来，一时间，舆论哗然。为了止息风波，梁启超用英文写了一份声明，标题是《医院》，翻译后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医院的病案中。他在声明中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断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医院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医院》第1页。

原编者注：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资深出版人李昕著有《医院的“百年公案”》（详见附录）一文，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

很显然，这不仅是一次失败的手术，而是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可是梁启超自己却偏偏不这么看待。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在央视节目中，评价这起百年医案时所说：梁先生是宁可死在德国医生的手术刀下，也不愿意死在中医的阴阳五行中。

说来真乃巧合，年夏天，胡适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这年秋天，医院就诊，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但尽人事而已，意思就是嘱咐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求诊于名医陆仲安。

中医陆仲安治愈了胡适，这是一件盛传社会的大事。奇怪的是，胡适在年3月20日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时，明确证实了传统中医的疗效与他本人的感激之情。这幅画是翻译家林纾为了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病症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可后来据说胡适对此事讳莫如深，个中原因颇可玩味。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对于中医治疗的经历胡适白纸黑字曾提起过，可过后又闪烁其词，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连这篇文章也没有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治疗结果虽然天壤之别，但用心却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

如果是普通患者，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能治愈康复就是件大好事，就会在众人面前喜形于色，大树口碑，成为美谈。可是因为胡适身上贴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标签，更因为胡适在就诊前后以及后来的忆述中态度的突变，引发了后人的好奇。各种意见与评判莫衷一是：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是一边，说胡适压根就不相信中医的又是一边，甚至还有人说胡适是中医西医都不信的“实用主义”者等等，可谓众说纷纭。

年8月5日，著名史学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傅斯年早年游学英、德，学贯中西，其人心直口快，所言无忌。傅斯年这篇文章火药味十足：“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

傅斯年认为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外提出了他的意见和想法：“管理他们（指中医）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的文章引起了知识界和医药界的大辩论。8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一文，作者署名赵寒松。文章认为傅斯年没有资格臧否点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

8月18日，津门名医陈泽东在《大公报》发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批驳傅斯年的观点。但这位老先生的话玄而又玄，与其说是医家所言，倒不如说更像阴阳家的话语。傅斯年觉得极为可笑，他在随后发表的《再论所谓“国医”》中反驳道：“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

傅斯年的观点得到胡适的支持，傅是胡适最为器重的学生，胡曾多次称赞他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并且最适合做领袖人物。当时胡适主编《独立评论》，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一文。胡适在编后记中如此写道：

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师生联手的这次辩论过去多年，中医存废问题仍然没有平息。年，湖北参政员孔庚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当时外敌入侵，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民族主义也随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主流话语。

孔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背景，将中西医之争演变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可是傅斯年不认可孔庚的观点，两人在会场上激烈辩论，孔当然辩不过傅，于是便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粗话。傅斯年非常气愤，大喊：“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之后，膀大腰圆的傅斯年果真拦住孔庚决斗，可他看到孔庚七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然后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每当提到傅斯年与中医论战的这段经历，就让我想起一名远在美国的西医博士发来的一段视频链接，这个视频是一个叫“逻辑思维”的推送的节目，题目叫《你怎么还信中医》，主持人叫罗振宇。这期节目专谈中医，罗振宇说，现在中医在社交界有一个称呼，叫朋友翻脸、割席断交第一话题。他说很多饭局都是这样，朋友聚在一块，刚开始气氛非常之融洽，就因有人嘴欠，突然提出了中医争论，结果饭局不欢而散。甚至还听说有些因争论而大打出手。

罗振宇说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种场合，就在去年，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企业家，召集一帮年轻的媒体人，说大家随便聊一聊啊，什么话题都可以。本来气氛很好，就是因为突然有人把中医话题提出来，结果现场就针锋相对，吵成一团。好在现场有聚会召集人当和事佬，说咱们别聊这个，偏离话题了。回来，回来，咱们不聊了。好，大家都一致同意，可是不过五分钟，竟然又有人把话题扯到中医上了，以至于紧接下来的四五个小时，再没别的话题可聊，整体都在聊中医。那问题就出来了，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争论的话题，对于一些有学养、有素质的人来说，能容忍异见，就是说允许出现分歧的意见，可为什么到了中医这个话题，一旦形成观点对立，往往就很容易被激怒，很容易翻脸？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复杂，现在距离傅斯年他们争论的年代已经七十多年，七十多年过去，从这个节目中可以看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中医之争的问题。于是有人专门列举一长串近现代激烈反对中医的猛人：俞樾、曾国藩、余云岫、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汪精卫、梁漱溟、傅斯年、林语堂、周作人、郭沫若、陈寅恪、刘文典、蒋介石、巴金、李敖、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王福重、罗永浩等等。这个名单从过去到现在，可以不停地排列下去，旧的一波走了，新一波又会到来，几乎是生生不息。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反对中医呢？原因何在？归根结底就是“科学”二字，科学就是试金石，科学就是利剑，直指中医头上。都认为中医无法解释，不科学。严复说：“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梁漱溟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凭准的。”

百年之争，焦点所系，科学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拦路虎。为了增强中医的自信，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暨更名中国中医科学院庆典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会祝贺并作讲话。五十年的风雨征程，中医从临床治疗，教学推广到科研开发，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可问题仍然存在。中医研究院为何要更名为中医科学院？这千呼万唤的“科学”二字背后，是在寻找自信，那说明还有人在质疑。

四

古老医药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命运之后，中医这个词真正出现在法律条文上是年国民政府出台的《中医条例》。《中医条例》允许中医自己创办学堂，允许开业。只是开办的中医学堂只属私立，没有公立，但是终究有这么个条例允许中医存活下来，对中医界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可对于中医如此复杂的问题，国民政府搞了这个条例，真的就一劳永逸，彻底解决了吗？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中医的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注定还有更多的波折。

年《中医条例》出台，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哪还有功夫管中医？散兵游勇式的中医药人员也没有能力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颁布的《中医条例》自然作废，当时余云岫还活着，对于他来说，中医这块心病仍然没有放下，不过有了前车之鉴，这一回他不再直接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换了一个词语，是改造中医。怎么个改法？就是所有的中医都去学习西医，学会西医再回来看病。

余云岫的提法如果只是说一说也就罢了，偏偏当时卫生部的某些领导支持余云岫的提议，认为中医确实有必要改造改造。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批经验丰富的中医被送到医学院学习。对于这些老中医来说，想要执业，就得上医学院学习，而且一学就是五年，学完再回去当医生。显然纯正的中医被改造掉了，这就是最早一批“中学西”的医生。

正当传统中医感到政策挤压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山东当时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刘惠民，解放初期曾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作为保健医生，他跟随毛主席两度出访国外。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到天津时患了重感冒，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发烧。为给主席治疗，先后请了很多医生过来，用了不同的药都没有效果。到了山东，刘惠民开了两副中药，吃完这两副药，主席的病真的就好了。

周恩来总理后来多次举这个例子，讲中医的优势。那段时间毛主席也在不同场合赞扬中医，他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国务院为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全国开办了大量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培训班，业内叫“西学中”。从“中学西”，到“西学中”这是一次重大变革，借着这股东风，一些担忧后继无人的名老中医，感觉到自己肩负的担子和责任。以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去解读，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如果能有幸成为良相，那就能治国平天下；如果成不了良相，那就退一步修身齐家，悬壶济世，成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治人。施今墨、孔伯华等名老中医直接上书毛主席，希望国家能创办中医学校。后来还有三次老中医上书中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五老上书”，八十年代有“八老上书”，二十一世纪有“十老上书”，充分体现了那些名老中医奔走呐喊，勇于担当，不畏艰辛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良心。

周总理接见了施今墨、孔伯华，根据他们的建议，很快组织相关专家商谈怎么开办中医学校。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公函和任命书，率先创办了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等。到年，差不多各省区都有了中医学院。从此，中医教育开始正式进入官方教育体系。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中医药的政策，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医发展的脉络。

年，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中医药第一次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年，国务院成立相应独立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中医药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新时期中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并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将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中医药已经进入了立法保护的良性阶段，按说已经完全消除了争议和分歧。但道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坦。

当初为了解决分歧，平息中西医之间的纷争，国家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半个多世纪过去，虽然也培养了像陈可冀院士那样独树一帜的中西医兼顾的大家，但从整体状况来看，中西医结合就如水与油的关系，无论怎样调和，始终无法完全融合。医院，还是自划界线，各有所好。有人说中西医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思想，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各有不同的生理系统，科技再发达，也不能让男人去生孩子……

纵观中西医之争，一直以来西医手握科学的宝剑，站在抢眼的高地，随意指责批判中医，在医疗界明显占据上风。可是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中医界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论为基础，一改之前的矜持和隐忍。

质疑西医是从德国尤格·布莱克著的《无效的医疗》这本书开始的。书的封面用了一个副题：手术刀下的谎言和药瓶里的欺骗。书中提到，很多药是不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病苦，却还在施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另参——就连做妓女，我们也是很廉价的那种啊！

德国医生尤格·布来克在《无效的医疗》一书中，给人们上了关于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一课，比如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人们很难区别，疾病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

全世界二万五千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两百万篇医学论文，但其中百分之七十研究结果都不公之于众。为啥呢？因为这些论文反映的是现代医疗的负面和弊端，是医疗界的“雷区”，一旦公布对医疗机构极为不利。比如：十几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是在跳动的心脏上烧灼出二十至三十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改善心肌供氧。这项手术的创立者是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医学中心首席医生迪克·马斯，这项手术在欧洲曾经疯狂盛行，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此项手术并没有比仅仅服药的患者取得更高的生存率，但手术费用却异常昂贵。为此，尤格·布来克在《无效的医疗》中指出，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整形外科的神话，到心脏手术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病，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都令人心生忧虑。

从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世界上任何一种医疗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缺陷，再发达的卫生科技，再高超的医药，都会有它无能为力的地方。不过从我国的医疗状况来看，中医遭受的诋毁远远要大于西医。中医在科学性上、在治疗上、在教育传承上，随时被人怀疑。

从年首批中医学院创办以来，中医教育经历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可是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质疑，为何中医药大学培养不出正宗的中医？培养不出令人信服的中医药大师？

这是一个呼唤大师的年代，许多行业都一样，缺少一些参天的主干。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究竟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发生偏差，还是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各有所指，但没有统一的答案。

处在医疗事业快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面对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纪难题，我一个中医的门外汉不敢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中国的医疗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医身上，而是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从以药养医，到过度医疗；从承包科室，到沸沸扬扬的莆田系黑心骗子，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

对于一个文字记录者来说，在医药这片汪洋大海中，我可以感知到狂风与巨浪，作为一名船上的乘客，我只能认真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除了用心记录，就是深入调查。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供独具慧眼的读者去分析评判。

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对于那些难有定论的问题，只能交给时间，相信时间能让所有的疑惑水落石出，最终呈现事物的本质和真相。

詹文格，作家，现居广东东莞。主要著作有小说集《谁在城里种玉米》、散文集《踏雪无痕》等。来源：天涯杂志

附录：医院的“百年公案”

文/李昕（作者系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资深出版人）

(一)

年冬，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此病总共大约陪伴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年去世始终未愈。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病情加重，因为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医院查一查了。可这时已是年的1月。

梁启超先生

开始，他去的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他与列名“四大名医”的中医肖友龙有些来往，前往问诊，答复说，尿中带血，“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令他不免失望。因为怀疑自己患癌，医院做彻底检查。

协和是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协和的医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则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肾，病状依旧，手术白做，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医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但无论如何，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医生的诊断靠不靠谱，尽管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大抵谈论的是协和医生的医术精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然而时隔70年以后，有两本书旧事重提，讲出了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

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年）中写道，40年后的年，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住进了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医院及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

“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医院严加保密。”

“在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两人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协和医生无德、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证据。往严重里说，果真如此，医生行为如同犯罪！

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二）

为了辨析费慰梅和林洙两人说法的真实性，我查阅了梁启超本人和亲友在这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仲策）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分别发表于年的《晨报》和年的《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

《病床日记》中说：

“（梁启超）入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这里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

“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

这玩笑也证明了主刀医生刘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北京医院

梁思成在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年其父“入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还是其子梁思成，当初都证明是梁的右肾被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并不存在费慰梅、林洙二人所说，“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他们三位作为当事人和知情亲属、见证人，在手术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所做的记录，总比外国朋友或不知情的亲属70年后根据第二三手资料写下的回忆录来得可靠。当然，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原来，费慰梅依靠的只是这样由传话而来的间接人证，而林洙无非是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因为根据上面引述的梁思成在其父去世时的说法，他在年住进医院时，即使是有人告诉他当年主刀医生“割下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荒诞故事，他也不会相信。梁思成当年是亲眼看到过其父右肋的手术刀口，也见到其父右肾肿瘤病理检查结果的人，所以这故事不应是他告诉林洙的。我在这里判断林洙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当然也有证据。其一，林在费之后出书，她没有为费所讲述的故事添加一点新材料；其二，林、费二人的著作，竟然出现相同的差错，就是把梁启超年的3月因尿血到协和就诊的时间，都错写成年的3月。林作为梁启超的儿媳，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简直匪夷所思。同时还需要说明，貌似知情的她们，把手术时间错误地推后了整整两年，这对社会舆论形成严重的误导。因为年3月，距离梁启超去世只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这场手术联系在一起。

当然，始作俑者是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他们作为手术参加者，传出如此闲话，实在令人诧异。分析来龙去脉，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当做事实传播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费慰梅和林洙两女士在著书之时，为什么不去核对一下当年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实，实在不难。而以讹传讹，其害无穷，真不该是她们二位所做的事。

当然，最有分量的证据还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年8月10日，北京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的梁启超在医院就医的病案，使这桩与他有关的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记载，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

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梁启超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医院，特地放在病案里面的。（《健康时报》年8月28日）

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但是，手术并没有将健康而无肿瘤的肾切下，反将有肿瘤的、“坏死的”的肾留在体内。费、林二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医院》第1页

（三）

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们以貌似见证人的姿态独家“揭秘”，其文章的影响力便非同一般。一时间，文化界广为流传梁启超被“割错肾”的奇闻，甚至大家普遍接受了一个说法，即梁启超的早逝，是由这次手术导致。在互联网上，议论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议论，是把“割错肾”作为医院早年的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医疗事故。有的文章竟然危言耸听地使用“协和医生杀人”这样的标题，也有人发表感想，说“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指医院）从此倒下了”。

至于主刀医生医院院长刘瑞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不仅网络上对他颇多激愤之词，甚至有的研究性文章，也会提及此事，断定他不仅医术不精，而且医德有缺，草率行医，罔顾人命。制造了重大医疗事故以后，逃避责任，拒不认错。

其实，在梁启超病案中，无论是医院还是刘瑞恒本人，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澄清。

刘瑞恒医生

首先，这只是一个误诊，并不属于医疗事故。之所以说是误诊，原因在于协和负责诊病的医生错把右肾上的黑点当做是尿血的原因，而且认定那黑点是恶性肿瘤，必须施以手术。事实证明尿血与那个黑点无关。但是在这样一种诊断下，主刀医生按照诊断要求，正常实施手术方案，顺利切除了右肾，这完全谈不上医疗事故。

其次，手术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说：

“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

其三，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国人对西医的诊疗方法和分工缺乏认识，满脑子都还是中医“一体化”治疗的概念。中医诊病治病一人包办，哪位医生接诊，医好医坏，自然是他负全责。但是西医不然，各科医生各负其责，需要动手术的疾病，主治医生和主刀医生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在梁启超病案中，刘瑞恒并不负责尿血症的治疗。他作为医院的院长和外科教授，当时是国内外科医生中的第一把交椅，京城著名的“刘快刀”。他是被特地请来做手术的。费慰梅的书里说，“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梁启勋也谈到，刘瑞恒做这场手术，是应梁启超本人的要求“越俎而动”的。也即是说，刘瑞恒出任主刀医生，一是因为盛情难却，二是因为对梁启超格外重视。

再者，误诊的责任并不在刘瑞恒。他是外科专家，而梁启超的诊断，是由泌尿科和内科医生做出的。梁启超的好友伍庄在《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中说梁年“入北京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刀圭”。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也提到，其兄入医院，是“经泌尿科诸医检验”，方得出诊断的。梁启超本人写给医院的声明中，则提到诊断他患有“无理由出血”的，是几位“内科医生”。这些都说明，刘瑞恒并未参与疾病的诊断，仅仅是被特邀动刀的外科专家。

然而，只因这一刀，刘瑞恒却被舆论塑造成了一场丑闻的主角。不仅手术被解释成重大事故，而且误诊也成了他的责任，污水全泼在他一人身上。舆论所指，他简直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刘瑞恒何其冤也。

上面所述已经表明，所谓刘瑞恒不辨左右“割错肾”的故事，肯定是子虚乌有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发问，这场手术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呢？也即是说，梁启超的“割肾”是否可以避免？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从“割肾”以后的疗效以及对于“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验结果来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然而在诊断的当时，当尿血不止而X光又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出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且不说那是90年前西医在中国刚刚建立之时，医疗的设备还不完备，医务人员的诊断水平和临床经验还有待提高，就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如果发现同样的病状，难道医生就可以断然决定不动手术，改由其他方法去治疗吗？须知，癌症凶险，防之宜慎，几乎每个医生和患者本人都会这样想。医院里，如果谁生了肿瘤，在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是恶之时，保险起见，医生大多主张切除。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应该都不乏这样的事例，就是某人生肿瘤，医生决定切除，手术后发现，被切下的是良性瘤子，患者甚至为此而窃喜，而庆幸。梁启超的肿瘤切除的决定，大抵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做出的。只不过，他的肿瘤是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肾取瘤，只好将右肾整个摘除。

那么，作为主刀医生的刘瑞恒，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手术以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很多诟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人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谈论梁启超手术过程：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这意思无非是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人切开的腹部缝合。一般没有医学经验的读者，读到陈西滢这一观点，都会以为言之成理，但这恰恰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学习西医出身的鲁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揣度的那样简单。他为此事撰文，在为西医辩护的同时，讥讽陈西滢的文章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在“仗义执言”（《马上日记》），因为陈的说法，实在是违背常识了。

我也不通医学，但是我就此事请教过肿瘤外科的专家。他告诉我，“上个世纪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经够先进了，手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这说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误。因为肾脏的良性肿瘤（错构瘤、血管瘤）很少见，而且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这时医生自然会怀疑梁是生了恶性肿瘤。开刀时，打开腹腔，可能看到两个肾脏一样。因为大多数肾脏肿瘤生在肾脏内部，是没办法用肉眼看到的，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肺癌手术也如此。”

于是我问，“假如你是主刀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他回答说：“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血之临床症状＋X光片示右肾肿瘤，我是主刀医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肾。”

所以说梁启超“丢腰子”，虽是源于误诊，但却带有某种必然性。

（四）

右肾切除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未见好转，这是肯定的；但是若要说每况愈下，却也不符合事实。病情只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而已。梁自己认为，总体情况毕竟比手术前好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没有血尿。所以医生总是嘱其静养。然而梁讲学著书，没有一刻稍闲，实在静不下来。这样，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时间里，他是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不同病症，包括继续治疗血尿，也包括医治痔疮、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

很多人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以57岁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肾”联系起来。最早发难的是好友伍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祭文》中说，“予不用爱克斯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至于今天的人们，在欣赏梁启超的超卓才华、叹息他的英年早逝之余，也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错割一肾，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但是梁启超的死，终究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曾提到其兄右肾切除后，“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这句话不仅证明了费慰梅、林洙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是虚妄之词，而且似乎也证明了梁启超的尿血症，可能与两个肾都无关。因为既然长有肿瘤、且排泄功能有问题的右肾都不是尿血的原因，那么便无理由怀疑正常的左肾是尿血的原因了。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记载，其父梁启超年秋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于年11月28日，转到医院就医。协和医生为他拍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有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历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50多天后去世

梁的好友伍庄的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至少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厉”菌究竟为何物，在今天看来这种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之为何种病症？因在网上搜寻无果，我便请教了胸科专家和微生物科专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Monlli)这个细菌名称，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专家还专门查了细菌谱系，亦未发现此菌。专家告诉我，“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当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后经全世界几十年种牛痘免疫，此病已被灭绝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之死的病因，大概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是因为切去一个肾，倒是清楚的。

然而坊间不断有人在继续编着名人故事。费慰梅曾说，刘瑞恒“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意谓此人自惭形秽，从此变得灰溜溜。殊不知，就是在给梁启超做完手术之后，刘瑞恒当选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梁启超去世后，又有一个巧合被故事高手发现了。他们注意到刘瑞恒离开了协和，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担任次长。于是这次离职就被解释说，刘因为在梁启超之死上难辞其咎，故而辞去外科医生的职务，黯然出走，离开协和，目的是逃脱罪责。其实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刘到南京上任，是升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另有任用”，何况，他被调往中央卫生署的时间，并非在梁启超去世以后，而是在梁最后一次到协和就医之前，也就是年11月。而且他后来一段时间，即使在南京工作，仍然兼任北京医院的院长，直到年。

刘瑞恒签署的公函

根据《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年）介绍，刘瑞恒作为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中国现代西医外科的开创者，之所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自己的外科医学专业，而到中央卫生署任职，先任次长，后长期担任署长（抗战期间兼任军医署署长），这是由于他认为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动公共卫生建设是当务之急，此举更有利于救国救民。他在协和医学院教育学生，总是要求大家毕业后要为国家的公共事业效力，不要开私人诊所给自己挣钱。他有一句名言：“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于是这一次调动，他是践行了自己的话。在所谓“公众职务”上，他推进和提高医学教育及公共卫生建设，大至创办各类医学院校，组织各种医疗培训，小至在落后地区修建公厕、消灭蚊蝇，向一般民众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因而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发展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看清楚，有关医院的“百年公案”，其实不过是一场有关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的集体炒作而已。

附记：我并非梁启超研究之学者，写作此文纯属偶然。原本是想写一点关于刘瑞恒的文字，谈谈这位医学大家的人生事业和贡献。因为此人是我家长辈------家母刘佩锦的伯父，我自幼便知他一些故事。谁知动笔前一查史料，竟发现多年来有关“割错肾”的故事一直在误导舆论，致使刘瑞恒的名誉极度受损。对我来说，这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说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我才不避考证之烦难，写下此文，并非仅为某人翻案，更求还事实以本来面貌，纠正百年来以讹传讹之误也。欢迎史学界、医学界方家教正。（本文原载香港《橙新闻》和深圳《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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