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癌宣传周汤钊猷对话袁正平以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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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年生，广东新会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外科教授，小肝癌研究奠基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理事，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副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

▲袁正平：年罹患癌症，年发起创建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后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先后荣获上海市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和中华慈善奖等称号。

▲第2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宣传海报。这是由中国抗癌协会年倡导发起的一项活动，每年的4月15日～21日规定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图片来源：中国抗癌协会

克服内心的恐惧，是抗癌的第一关。即使病程已经到了中晚期，也不是没希望，打不赢癌症，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与它和平共处嘛。

就像《孙子兵法》上说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以正合”就是按章办事，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但以目前的医疗水平，癌症还没有被完全攻克，要想取胜，可能还需“以奇制胜”。

1我刚做医生时，也对癌症感到很恐惧

解放周末：最新的癌情数据显示，我国每6分钟就有1人被确诊为癌症，对于患癌的焦虑和恐惧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心理。汤院士，您与癌症打交道将近半个世纪了，癌症这个人们眼中的健康“大敌”，在您眼中是否有所不同？

汤钊猷：我刚做医生的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对癌症感到很恐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病房里收治的肝癌病人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走进来，抬出去。这期间长则几个月，短则只有几天。但现在大不一样了，绝大多数病人都能走进来，走出去。

袁正平：在我们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医院走出来后，活过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汤钊猷：实际上，人之所以会感到恐惧，主要是因为不了解。虽然目前攻克癌症的特效药尚未问世，但医学界对于癌症的研究和掌握在不断地深入，对我们医生来说，已不再是谈癌色变。

对普通人来说，也不必过分焦虑。在癌症问题不很突出的年代里，像鼠疫这样的急性传染病是最让人害怕的，得了鼠疫的人基本上一个星期就起不来了，当然也有身体底子好的，自己能战胜疾病；但总的来说，患者自己能做的事不多。

癌症就大不一样了，患者自己能做的有很多。举个例子，三十年前，我和我的一位同事都被查出患有胆囊结石。十年后，他的胆囊癌变了，我却和这些石头相安无事到现在。

袁正平：您有什么“秘方”？

汤钊猷：我和他在生活习惯上有三点不同：一，我不抽烟，他抽烟；二，我经常运动，他不爱运动；三，我吃蔬菜比较多，他吃烧烤比较多。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处在癌前期，你有大把的时间通过各种方法来预防它，根本无需害怕；要是癌症发现得早，现在有许多治疗手段供你选择，帮助你把癌细胞尽可能在原地消灭掉。

解放周末：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惧就是对癌症的投降。然而，对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要战胜恐惧，确实是一道难过的坎。袁会长，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

袁正平：我是新婚第七天被查出患有淋巴肉瘤的，可以说是从洞房进了病房。医生诊断我的病程已经到了第四期，肿瘤已经侵入了髋关节。当我得知自己可能活不过一年的时候，感觉就像被判了刑一样，精神一下子垮了。我蒙着被子大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脑子里都是当时流传的“是癌治不好，治好的不是癌”之类的话。

正当我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工会主席来看我，他是位残疾人，一条腿高位截肢。我记得那时是冬天，可他走进我病房的时候却满头大汗。原来，那天病房大楼的电梯没开，他是拄着拐杖靠一条腿爬上6楼的。我被他深深打动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与其这样哭着等死，不如好好活下去。

后来，我读到了柯岩的一篇报告文学——《癌症不等于死亡》，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就这样慢慢地从恐惧与消沉中走了出来。

汤钊猷：克服内心的恐惧，是抗癌的第一关。即使病程已经到了中晚期，也不是没希望，打不赢癌症，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与它和平共处嘛。

就像《孙子兵法》上说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以正合”就是按章办事，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但以目前的医疗水平，癌症还没有被完全攻克，要想取胜，可能还需“以奇制胜”。

大多数人得病后都把注意力放在用什么药、吃什么东西上，很少有人想过我到底该走一条什么路

解放周末：以奇制胜，您所指的“奇”是什么？

汤钊猷：西方医学一直强调消灭癌症，我们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很注重手术、放化疗，想方设法杀死癌症。但事实证明，即使手术切除得再彻底，化疗药用得剂量再大，总有病人会复发，为什么？因为血液里的癌细胞没有办法被彻底消灭掉，待时机成熟了，这些癌细胞就会转移。

我认为，在消灭肿瘤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改造残癌、改造机体，走一条中国式抗癌之路。

解放周末：您主张改造机体，这和中医所强调的“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很吻合。

汤钊猷：是的，西医重视微观，把肿瘤看作一种局部病变，中医重视整体，认为肿瘤其实是一种全身疾病，中医扶正祛邪、恢复平衡的治疗理念，可以很好地弥补西医的不足。

但是，中国式抗癌并不是简单的西医加中医，而是要把中华文明的精髓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中华文明的精髓除了中医之外，还包括老子的辩证思维、孔子的儒家思想、孙子兵法的取胜之道，比如我刚才说的“以正合，以奇胜”，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道理都能应用在中国式抗癌之路上。

袁正平：听了汤院士的话，我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得病后都把注意力放在用什么药、吃什么东西上，很少有人想过我到底该走一条什么路。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治疗选择往往很庞杂，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误入歧途，很需要医生给我们指一条正确的道路。

解放周末：的确，道路很重要。请问汤院士，您刚才说要改造机体、改造残癌，这条路该怎么走呢？

汤钊猷：改造机体需要多管齐下，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定，但有几点是共通的：第一，饮食要清淡，癌症和一般疾病不一样，生其他病或许要吃得好一点，但癌症患者一定要吃得清淡些。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营养不良了，就怕营养过剩。

第二，少用杂药，千万不要今天听说这个药好，明天听说那个保健品好，杂七杂八吃一堆。我以前收治过两位中晚期肝癌病人，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他有机会得到不少新药，结果东吃一种、西吃一种，三个月就“走”了；医院的清洁工人，就按照我们给他开的药吃，还每天打扫病房，跟人聊聊天，结果他又活了三年。

最重要的是适度运动，我经常跟病人讲：能坐起来，就尽量不要总躺着；能站，就不要一直坐；能走路，就适当出去活动活动。

袁正平：听说汤院士您还经常给患者开具“生活处方”。

汤钊猷：是啊，在“生活处方”中我首推游泳。我经常带着我的老伴一起游泳，游泳帮她解决了几个大病。二十多年前，她突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肚子里长了好几个橙子大的包块，那时候我正好在出差，没人为她签字，一时无法做手术，只能用药物暂时控制病情。医生说，三个月内必须要开刀。当时，我老伴心理压力很大，我对她说等你出院跟我一起去游游泳吧，心情能舒畅点。她坚持游了三个月，再加上适当的治疗，包块竟然消失了。

7年前，我老伴又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而且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医生给她的治疗方案是手术加最先进的靶向治疗药物，没想到，她的身体承受不了，副反应很大，疗程还没结束就只能停下来。那段时间，她整天闷在病房里，心里很苦闷，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跟我一起去游泳，哪怕每天游50米也好。”

今年她87岁了，通过坚持游泳，连心率不齐的老毛病也好多了。我想，我老伴就是一个“以正合，以奇胜”的例子。

袁正平：汤院士的话让我深有感触，我得淋巴癌33年，一开始坚持做了5年化疗，但后来我发现，光靠治疗还不够。为什么面对差不多的环境，别人不得癌，我却得了癌，一定是因为我身上有容易使癌发生发展的“内环境”。我要换个活法，做个聪明的癌症患者。这些年我练过气功，还和俱乐部的病友们一起尝试过意念疗法、想象疗法、音乐疗法等等。

汤钊猷：“出奇制胜”的例子我见过很多，但有一点要强调，消灭肿瘤的方法仍然很重要，袁会长你如果不是坚持做了几年化疗，后期再怎么用“奇招”，恐怕也很难创造奇迹。

2我反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还没去过北京，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解放周末：袁会长，您刚才说到了意念疗法、想象疗法、音乐疗法，看来你们俱乐部有不少“奇招”。

袁正平：我们还有一招，癌症康复俱乐部在招募会员时，有个特别的要求，就是“必须会笑”。

要知道，发自内心地笑对癌症病人来说并不简单，我自己就有过体会，以前有段时间我经常不自觉地摸自己的锁骨淋巴和腋下淋巴，总是担心癌症复发转移。咳嗽几下就怀疑肺部转移，腰酸就怀疑肾转移。整天草木皆兵，忧心忡忡。

汤钊猷：这种心态会给人体传递一种负信息。有研究显示，癌症发生后，大脑会向人体发出指令，这种指令影响着人体的免疫系统。如果对待癌症的心态是消极的，大脑就会向人体传递负信息；心态若是积极的，大脑传递的正信息就能调动人体的全部潜能，应对癌症。

袁正平：您说得很对，我们俱乐部创办的癌症康复学校在开课时，告诉病友的第一句话就是：“忘记年龄，忘记病痛，要学会笑。”我们还建议病友给自己制定一份康复“1年计划”、“3年计划”和“5年计划”。

第一年最关键，我们鼓励大家要“与世无争，争口气；一无所求，求生存”。我还记得我得病第一年时，连续40多天高热不退，我反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还没去过北京，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长时间的化疗，让我吃什么吐什么，当我看到隔壁床位的病友一顿可以吃下一只鸭子，而我每顿只能吃下两只馄饨时，我向家人宣告：“等我好了，也要一顿吃一只鸭子。”8个月后我出院时，果然一口气吃了只鸭子。

汤钊猷：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个目标，哪怕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对癌症患者而言，可能就是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

袁正平：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一所师范学校发生火灾，4个女同学在浓烟滚滚中把一架钢琴从4楼的教室抬出了火海。事后，有人提出质疑，4个女生怎么可能抬得动一架钢琴？她们被要求再演示一次。可是在正常情况下，她们无论如何也抬不动那架钢琴了。

其实，每个人体内都有许多尚未挖掘的生命潜能，癌症病人也不例外。面对同样的疾病，接受大致相同的治疗，为什么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却康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挖掘生命潜能的能力。有了强大的信念，有了这股力量，就有可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汤钊猷：我很赞成袁会长的话，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病，就把希望都放在医生的身上，很少想到自己其实还有抗病的潜能。我们做医生的，想的也都是如何治疗，不太考虑如何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挖掘自我的生命潜能，就是给自己的生命做加法。

3改造癌症，仅靠患者本人和医生，还远远不够

解放周末：听了两位的对话，我觉得癌症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犯罪分子”，汤院士的策略是：不仅要打击，更要想办法加以改造；袁会长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造不能光靠个别部门，还得依靠集体力量、社会力量。

汤钊猷：哈哈，这个比方很形象。改造癌症，仅靠患者本人和医生，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一起参与，比如癌症康复俱乐部倡导的集体抗癌，就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也是我们中国式抗癌应该坚持的特色。

对于群体的力量，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60岁的时候开始参加冬泳，一共坚持了十年。其实我这人很怕冷，如果让我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跳到冰冷的水里去，但和那么多老年人在一起，我就有了动力，就挖掘了自己的生命潜能。

袁正平：我们癌症康复俱乐部从初创时的十多个人，到现在这个拥有一万五千多名会员的大家庭，25年来给许多兄弟姐妹提供了抗病的信心和生命的温暖。我自己也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感恩我们这个大家庭，如果不是你们，我这个曾经被医生“判了刑”的人，怎么可能度过这么充实、这么有价值的33年。也正是为了这个大家庭，我一直坚守着活下去的信念。

解放周末：感恩不仅是一种态度，更能化为一种生命的动力。

袁正平：对，我们癌症康复学校给病友们布置的第一份家庭作业，就是对家人唱一首歌《感恩的心》，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那么，一个康复的癌症病人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家庭。

一位病友家属对我说的话，我一直清楚地记得，那位老太太说：“我家老头是个‘闷罐子’，我照料了他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当面说过我一句好话。这次从康复学校回来，他变了，他说他很感谢我，还对我唱《感恩的心》，我们两个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在一起。”

解放周末：这让我想到刚才汤院士讲的您陪着老伴一起游泳的故事，我听了很感动，您就是您老伴的坚强后盾。

汤钊猷：生老病死每个人都无法回避，酸甜苦辣都尝遍，这就是人生。我觉得无论是对待癌症还是其他疾病，人都应该怀有一种坦然，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感恩帮助过你的人，不要忘了感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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